网站首页
您现在的位置:主页 > 有什么公式可以算平码 >
栏目导航
热门新闻

《华夏时报》突发撤稿函记者如何防止“被失实”?

发布日期:2020-06-25 08:57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一文。文中称,恒丰银行在上市之前,在2015年中期即完成员工持股计划的登记、缴费等工作。不过在该过程中,以董事长蔡国华为代表的高管团队,因持股超过千万股、低于净资产价格认购股份而惹出争议。 陈锋在文中指出,其掌握的一份举报信称,蔡国华存在“涉嫌私分巨额公款”等问题。

  《华夏时报》的稿件出来后,也迅速引发了其他媒体跟进。身处被质疑漩涡的恒丰银行随后也连番做出回应。

  5月19日,恒丰银行再发公告称,近期关于该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等相关事宜的传闻,其内容大量与事实不符。

  5月24日,恒丰银行对外发出律师声明,称该报道严重违背事实,存在故意歪曲和捏造之嫌。

  在恒丰银行连发声明后,早先对其进行报道的《华夏时报》记者陈锋,于7月9日再发报道,文章称,虽然恒丰银行通过声明和律师声明的方式,对私分巨款事件两度进行澄清,但《华夏时报》记者获得来自于东亚银行的账户信息,确凿而直接地证实恒丰银行部分高管分钱一事铁板钉钉,并附上了一张账单,汇款理由是“代发工资”。

  次日,《中国经营报》也介入该事件的披露,并发表《恒丰银行高管举报董事长私分7000万 遭死亡威胁》一文,称恒丰银行高管向《中国经营报》提供证据显示,自其向媒体爆料以来,即受到死亡威胁。

  资料显示,恒丰银行是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,前身为1987年经国务院同意、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烟台住房储蓄银行。

  但随后,上述针对恒丰银行的多篇报道,在多家网站上遭遇了删除,华夏时报和中国经营报自已的平台上,也均显示删除。

  蹊跷的是,其实在陈锋拿出恒丰银行高管外资账户证据后,还接受了经济之声《天下公司》的采访。(目前显示也已删除)陈锋表示,其手里里有关键性的证据,可以证明(恒丰银行)私分公款的行为的确存在。在报道中,他通过图片的方式展现了部分的证据。

  不过,该文最终被传出《华夏时报》以《撤稿函》的方式要求网站转载方予以撤稿。当然个中博弈只有当事方才心知肚明。

  当下,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中,社会资源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引发了很多矛盾和冲突。同一事件,可能涉及矛盾双方甚至多方,即使针对同一事实,不同的当事人也可能有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表述。

  对记者来说,获得证据的渠道有很多,比如当事人、律师、知情人士,记者自身的调查采访也能获得相关证据。相对来说,文件、会议纪要等书面证据的保存比较简单,一些证人证言则必须以录音等方式予以固定。

  2010年3月17日,《中国经济时报》发表了记者王克勤的系列报道“山西疫苗乱象调查”,称山西近百名儿童的死亡、病残,疑与接种了曾暴露在高温下的疫苗有关。

  这一报道当时反响强烈。当年3月22日下午,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,重述了疫苗合格的结论,并称已紧急组织专家组进行核查。此后,山西专家组发布了《关于网络报道15名儿童的基本结论》,称儿童的病情与“高温暴露”疫苗无关、与华卫公司无关等。

  但是,无论是山西省卫生部门还是卫生部,都无法否认报道中涉及的患儿家属的陈述,其他媒体的追踪报道也印证了王克勤报道的真实性。

  怎样保证报道的准确性,怎样固定证据?王克勤的做法是:带着印泥采访。他的采访类似刑警办案时做笔录:每一名患儿家属的陈述都采用问答的方式,标明采访的时间、地点,文后有“确保陈述属实”的家长签字和手印。

  需要说明的是,记者这样做决不是没事找事,而是对自己和当事人负责。一来,记者获取当事人的证言录音(或笔录签名、手印)是为避免惹上侵权官司;二来,这也可以提醒当事人提供真实的证词并对其负责。当然,记者固定这些证据的目的主要是防御性的,即便在将来可能的诉讼活动中,记者仍要考虑“保密信源”这一职业道德准则,在官司胜诉与保护当事人之间做出平衡取舍。

  一般情况下,事件中的受害一方更愿意向记者倾诉,记者根据他讲述的情况进行写作,他也会予以认可。但是,记者切记不能因此心存侥幸,留下相关证据对任何时候、任何形式的报道(无论正面报道还是舆论监督报道)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来看一下《三联生活周刊》遭遇的一个案子。

  2001年7月25日,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治疗的高建辉去世。当天,高建辉之子高尚与协和医院神经科医生王任直发生冲突。此事当时引起媒体关注。

  2001年8月6日,《三联生活周刊》记者陈宇红以记者身份联系协和医院宣传科,希望就医患纠纷这一社会问题以及王任直被打事件进行采访。当天下午,王任直接受了采访。陈宇红根据采访记录撰写了《当病人恨上了医生》,发表在8月13日的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上。

  2002年3月15日,高建辉的妻子等三人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,称:《当病人恨上了医生》一文多处失实,如文中写道:“高某是山西省政府的一位官员,事后院方才得知他是带罪住院,他可能被起诉的罪名是走私在他住院期间,山西省检察院曾派专人来调查他的病情。”“王任直说当时我觉得我们医生这方面显得太软弱了,面对这样的病人,我们反倒感觉自己是弱势,对方是强势。”“但他是贪污嫌疑犯,我们觉得经济对他不是主要问题,在他去世三周前,家属还主动要求过放弃治疗,我们认为他们对病情也是十分清楚的,唯一的合理解释是他们想找茬闹事,发泄对医院甚至社会的不满。”

  原告认为,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和王任直散布虚假事实,侵害了原告名誉权、侵害了原告去世亲人的名誉权,请求法院判令王任直和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主管单位——三联书店在媒体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30万元。

  本案审理中,三联书店辩称,被诉失实的情节均由王任直提供。《三联生活周刊》记者陈宇红和图片摄影者作为证人出庭,证明报道中的大部分内容在采访中王任直确实说过,王任直并且在文章发表后打电话向记者表示感谢。

  但是,王任直辩称,自己只是向记者讲述了被打的事件经过,没有说过报道中被起诉的那些言词。

  法院认定,涉诉文章构成侵权。王任直属于被动接受记者采访,三联书店亦未提供《恨》文发表得到王任直同意或默许的证据。最终,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公开致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3万元。

  本案中,如果记者能够出示采访录音证明王任直讲述了被诉内容,或许能减轻或免予承担民事责任。但在法庭上,王任直否认采访内容,记者的采访笔记仅是自己单方记录,不能满足法律上的证据要求,记者本人及同去的摄影者均因有利害关系,其对采访内容的证明不被法院采信。

  采访实践也证实,报道刊发后,一些当事人(尤其是受害人)在强大压力下,会否认接受采访时说过某些话,从而给记者带来压力。因此,记者应当牢记,不管被采访者的职业、社会地位如何,都应进行录音取证。如果没有进行录音,就要做到不把没有证据支持的内容写进报道。

Power by DedeCms